一、中国足协退出中超公司***取而代之的职业联盟将带来哪些变化
应该算是响应群众的呼声吧。早在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发布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成立足球职业联盟的呼声,但是由于当时的各种条件都不具备,这个呼声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足球运动的发展会更加的符合市场的规律。“这意味着未来足球职业联赛将有更大的空间灵活发展,也让足球职业联赛未来的市场化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一位足球观察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无论是球员的薪资机构还是足球俱乐部在市场运营都会随着市场化而变得更加的灵活。
职业联盟相比现在更具有独立和自治的性质,中国足协将不再持有股份,协会和联盟既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在市场中又有竞争关系,这样更有利于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
联盟的管理将会更加的合理化。对于管理人才的选取将会选择社会最好的体育竞赛组织、体育营销人才。联盟领导层将由联盟自己选,经营策略自己决定,总的还说就是可以自己做主了。
“这将是中国足球史上第一个完全没有行业协会参与的、自下而上的行业联盟,肯定会给足球产业带来一定变化。“
二、中国足协的铁腕政策对于职业足球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12月14日下午在上海,预计持续1个半小时的2020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仅用时1小时左右就告结束。在中国足协如约公布新版“国内职业俱乐部限投、职业球员限薪”规定后,协会主席陈戌源当着媒体记者面儿,语气坚定地表达了中国足协坚决落实各项治理措施的决心。无论新规落地“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在国内职业足坛全面打击金元足球,去泡沫以拒绝虚假繁荣的问题上,中国足协与各俱乐部已形成最大公约数。经过治理的中国职业足球或将迎来一个充满困难、挑战却不失理性的发展新时代。
陈戌源
出现在12月14日下午2020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现场的国内三级职业联赛老总们,绝大多数都是在会前不久才抵达会场的,他们大多也都预定了当天离沪的机票、高铁票。有关未来三个赛季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限投、球员限薪规定细则的颁布不可谓不重大,只是因为各家此前已通过内部沟通、媒体报道等渠道对方案内容有所掌握,因此他们此行的意义或许在于配合中国足协履行规则发布程序。而这也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限投、限薪”新规的颁布与落实不可抗力。
如果问此次上海会议最大的“亮点”在哪里。那么无论是俱乐部代表,还是受邀全程旁听会议媒体代表们给出的答案都会是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的“总结发言”。陈戌源先是用4个“事关”解读了新规则推行意义的重大、“金元大棒”戕害中国足球与国内职业足球非治理不可之间的逻辑关系。中超几倍甚至10几倍于日本、韩国顶级联赛俱乐部投入与球员薪酬标准的数据清晰可见,陈戌源用“触目惊心”加以形容丝毫不为过。
陈戌源发言的重点当然不是复述各种道理,而是依据事实,表明中国足协治理当下国内职业足球刻不容缓的立场。有细心的媒体人注意到了陈戌源会议期间的部分表述。比如,他将相关俱乐部的高投入定义为“违背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具有不可持续性的危害行为”。还比如他感叹“大家还不觉醒,难道良心已死?”。
会后被媒体记者围住的陈戌源还坚定地说,“不当主席,也不搞‘下不为例’。”这样的表态对那些存在“阳奉阴违,不执行规则”侥幸心理的俱乐部或个人无疑构成了巨大震慑。熟悉陈戌源处事风格的人大多会作出类似“老陈敢说话”之类的评价。不过,在推行“限投、限薪”政策的问题上,陈戌源不仅敢说,实际更敢干。从公布的方案内容来看,中国足协在落实规则执行与监督的问题上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各类可能出现的违纪行为,也推出了空前严格、细致的罚则。比如,投入超标的俱乐部面临最多24个联赛积分扣除甚至被取消注册资格的重罚,还比如队员个人违规面临2年禁赛重罚等。
而在与会代表看来,中国足协本轮治理工作最大的“杀手锏”无疑是陈戌源所提及的“要求各俱乐部向中国足协上报年度财务报表”。据了解,针对过去多年来“阴阳合同”等污染国内职业足球环境、破坏联赛竞争秩序的各类乱象,中国足协在此次规则执行过程中引入了强有力的监督措施。作为未来国内职业联赛理事会(联盟)筹备工作组的实际牵头人,现任广州富力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原江苏舜天俱乐部职业经理人刘军结合自身工作经历,携手工商、法律、财务界代表,为治理方案的出台集思广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堵住规则漏洞。
对于规则落地给俱乐部、球员带来“不适感”,中国足协有所预见,但对于规则无折扣执行,协会的态度异常坚决。为此陈戌源提出了郑重警告,“莫打‘擦边球’;俱乐部及个人一旦违规,无论名声、牌子多大,处罚坚决不留情面,决不搞‘下不为例’;不需要不执行规则的球员。”这既表明中国足协及其个人对各类违规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同时也表明“治理职业足球,去除金元足球泡沫,决不留退路”的坚定立场。
打击“金元足球”,并非仅仅由中国足协唱独角戏。事实上,在新规出台前,中国足协通过广泛调研,已经清晰地了解到目前国内各级职业联赛面临的处境与压力。在上海会议上,包括中超河北华夏幸福、中甲昆山FC在内的部分俱乐部代表纷纷表态,支持中国足协推行“限投、限薪”规则。华夏幸福俱乐部总经理李君在发言收尾时这样说道,“各位一定要坚持,希望明年开会时大家都还在……”,听似玩笑的一句话却直指广大国内职业俱乐部的痛点所在。“投资回归理性”其实早已成为俱乐部自身安身立命的诉求所在,“节能减负”实为众望所盼,他们自然没有理由与中国足协“唱反调”。
几乎在陈戌源做完总结发言同时,已结束本赛季亚冠联赛征程的中超4家俱乐部球队分别踏上回国征程。某种意义上,亚冠联赛是反映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现状、发展质量优劣的一面镜子。在本赛季亚冠赛场上,中赫国安队令人眼前一亮,但依然被没有什么大牌外援助阵的韩国蔚山现代队挡在8强阵营外。其余3队中,恒大、申花未能小组出线,上港止步淘汰赛首轮。面对以替补、年轻球员出战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球队,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优势。确切地说,左右各国俱乐部队成败的最关键因素依然是其本土球员实力。中国球员与日、韩球员实力对比如何?答案其实就在比赛中。如果号称拥有“高配”的中超豪门在亚冠舞台上屡屡不堪一击,那么自然有人会发问,“是不是本土球员拿500万元年薪仍太多?”
刘奕
美联社北京时间12月14日以“中国(职业足球)限制薪酬以促使职业足球俱乐部及联赛长期可持续发展”为题,特别关注中国足协推出的“限投、限薪”新政。文章援引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的话称,“人人都意识到这(金元足球)不可持续。这个泡沫必定会破灭。”而美国《福布斯》杂志也在专题报道中评价说,“近年来中超吸引国际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俱乐部对国际球星的无节制支出。但下赛季中超俱乐部将不得不遵守新的工资帽。”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足协在治理国内职业足球环境的问题上,与包括俱乐部在内的各方保持了一致,此举也在舆论上得到了广泛支持。“打击金元足球、去泡沫化以杜绝职业足球虚假繁荣”已经成为接下来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行动指引之一。
三、为什么足球职业联盟迟迟难成立
自2016年2月起,中国职业足球联盟的成立计划历经10个月仍无实质进展,引起了上级部门的不满。2016年底,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对新任的足协领导层提出了明确指示,要求职业联盟必须在3月份前正式挂牌成立。然而,足协在2016年最后一天出人意料地放弃了之前一直讨论的联盟章程版本,转而重新提出之前被总局否决的版本,这一举动再次引发了质疑和不满。苟仲文批评足协应放权。
2016年2月19日,足协负责人宣布,为了推动职业联赛的发展,并与国际足球接轨,职业联盟将在近期成立,并取代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成为与足协平级的一级社团法人组织。原计划是在2016年底前完成职业联盟的成立,足协在推进过程中坚持对联盟进行督管,并要求在关键职务如主席拥有人事权,这种做法与《中国足协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精神相违背。俱乐部虽然做出了妥协,但双方分歧仍大,导致职业联盟的筹备工作受阻,未能按时完成注册。苟仲文要求足协务必加快进度。
足协在2016年底向总局领导汇报了足球改革的进展,苟仲文对职业联盟筹备情况提出了批评,强调足协应该放手,让俱乐部成为职业联盟的主体,不应插手俱乐部事务。他要求足协尽快成立职业联盟,并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足协随后加快了筹备节奏,但筹备工作仍面临困难。
在1月5日的筹备会上,足协撤换了原筹备组组长,并放弃了与俱乐部达成共识的章程版本,导致之前的工作全部重来。俱乐部对此感到困惑,不清楚职业联盟能否如期成立。一位内部人士指出,如果连职业联盟的成立都遇到如此阻力,其他更广泛的改革将无从谈起。
章程和主席人选是双方的主要分歧点。足协版本的章程引发了俱乐部的强烈不满,其中包括足协要求联盟在足协授权下开展工作,主席由足协提名等条款。这些条款不仅与社团法人单位的章程选举规定相违背,也与国务院的方案不符。俱乐部认为足协在起草章程时可能将自身利益植入其中。
当前,职业联盟的发起人是32家中超、中甲俱乐部,而不是足协。为了响应国务院和总局的精神,必须意识到职业联盟应该由俱乐部主导,而不是由足协代为起草章程。一位俱乐部人士表示,总局的原则是“足协与总局脱钩,联赛与足协脱管”,但足协似乎尚未接受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