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足球的起源。。
蹴鞠----中国足球的起源
蹴鞠
“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苗：“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即用脚踢，“鞠”系皮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球，它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有直接对抗、间接对抗和白打三种形式。
蹴鞠流传了两千三百多年，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唐宋时期最为繁荣，经常出现“球终日不坠”，“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的情景。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与“中庸”，多数情况下的社会文化心理是重“文治”而轻“武功”。人们推崇谦谦君子的温文尔雅，鄙薄孔武之士的争强好胜。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蹴鞠由对抗性比赛逐步演变为表演性竞技。
【溯源】
《史记》和《战国策》最早记录了足球运动的情况。《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都表明，在当时的齐国故都临淄，蹴鞠已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游乐方式，而且在民间广为盛行。齐宣王于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在位，由此可以断定：在距今二千三百多年前或更早的一段历史时期，在齐国故都临淄城足球活动就已广泛开展。蹴鞠已发展成一种民间盛行的体育和娱乐活动项目。
秦统一六国后，蹴鞠运动一度沉寂。西汉建立后，又复兴盛。汉朝人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之道，不仅在军队中广泛展开，而且在宫廷贵族中普遍流行。《西京杂记》上就记载：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父亲刘太公接到长安城的未央宫养老，吃穿用度极尽豪华，终日看歌舞伎乐。但他却并不满意，终日闷闷不乐。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凡夫走卒、屠狗杀牛之辈，工作之余的娱乐活动离不开斗鸡、蹴鞠。于是，刘邦就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了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到新城，刘太公和刘温也迁住到那里。又开始“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战国时期，足球是城市下层人民喜爱的娱乐活动，到了西汉初年，足球也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桓宽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蹴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康庄驰逐，穷巷蹴鞠”。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很喜欢观看蹴鞠运动。《汉书》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以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类似于今天的球星）。可见，在西汉时期，足球活动的社会面更为扩大了。
由于蹴鞠运动的兴盛，汉代还出现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类，可惜后来失传了。西汉时期的项处是第一个因足球而名垂史册的人，不过他的经历却很不幸。《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处不听，仍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这也使得项处成为了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球迷”。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足球制作技术也有所改进。唐代在制球工艺上有两大改进：一是把用两片皮合成的球壳改为用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的形状更圆了。二是把球壳内塞毛发改为放一个动物尿泡，“嘘气闭而吹之”，成为充气的球，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个发明。据世界体育史记载，英国发明吹气的球是在十一世纪，比我国唐代晚了三、四百年时间。
唐代的球体轻了，可以踢高。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在踢球方法上，汉代是直接对抗分队比赛，“僻脱承便，盖象兵戍”。双方队员身体接触就象打仗一样。唐代分队比赛，已不是直接对抗，而是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胜”。从足球技术来说，是一种发展：而间接对抗，从体力训练来说，却是足球运动的一个退步。
由于球体轻了，又无激烈的奔跑和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唐代诗人王建有一首《宫词》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唐太宗、玄宗都爱看踢足球，当时球门是“树两修竹，络网于上，以门为度球。球又分左右朋，以角胜负”。唐代不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术还很高超。
不仅皇帝宫中有这样的习俗活动，民间也有。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可见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也说明了踢球习俗的普遍。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过这个情景：“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
有比赛就有球星。当时以踢球出名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你读的古书多，大概已经猜到了：恶少年。更出挑的是唐代的若干皇帝，例如唐文宗，常常爬上一个“勤政楼”去居高临下看人家蹴鞠和摔跤，这场景可真够讽刺的，比起列祖列宗，市井气重了不少。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如此，等到几代之后的唐僖宗，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恶少年，亲自蹴鞠斗鸡，而唐代的末代皇帝昭宗被朱温逼迫着从长安搬迁到洛阳的路上，六军都跑光了，只剩下一批神策军或者恶少年出身的“打球供奉”跟着他，可见感情深厚。中唐以后的军队当中，本来就有不少是恶少年，平日间就在街上蹴鞠斗鸡赌博的。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施耐庵的《水浒全传》中，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作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这要算是最早的著名球星之一了。
高俅因踢球而发迹，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贵族是喜爱踢球的，有些人本身爱踢球，有些人爱看踢球。宋徽宗赵佶是个足球迷，他看了宫女踢足球后写诗道：“韶光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再输赢。”《文献通考》介绍：“宋女弟子队153人，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锦带，踢绣球，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上海博物馆藏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
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据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
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样，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
宋代制球工艺比唐代又有提高，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成”。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足球规格要“碎凑十分圆”。这样做成的球当然质量是很高了。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个不同的品种，每个品种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而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至少在南宋时期，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这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也可以说，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
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散曲中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妓女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可见踢球成了妓女娱客的手段。踢球娱乐的社会性已大大缩小，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
《明史》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淫乐连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又教桂姐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彩奉承。”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
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我国古代的蹴鞠活动，自战国起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暗落了。
蹴鞠
艺术特色
蹴鞠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蹴鞠比赛有直接对抗、间接对抗和白打三种形式。
有球门的蹴鞠比赛又可分为双球门的直接竞赛和单球门的间接比赛。双球门的直接竞赛是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蹴鞠的主要方式，且被用于军事练兵。进行直接对抗比赛时，设鞠城即球场，周围有短墙。比赛双方都有像座小房子似的球门；场上队员各12名，双方进行身体直接接触的对抗，就像打仗一样，踢鞠入对方球门多者胜。
在专门的竞赛场地--鞠城，球门两厢对应，两边队员相对进攻，进球为胜由双球门竞赛演变而来的单球门间接比赛是唐（公元618年~907年）宋（公元960年~1279年）时期蹴鞠的主要方式，主要用于为朝廷宴乐和外交礼仪竞赛表演。进行间接对抗比赛时中间隔着球门，球门中间有两尺多的“风流眼”，双方各在一侧，在球不落地的情况下，能使之穿过风流眼多者胜。
无球门的散踢方式称作白打，历时最久，开展得最为广泛，有一人到十人场户等多种形式。白打则主要是比赛花样和技巧，亦称比赛“解数”，每一套解数都有多种踢球动作，如拐、蹑、搭、蹬、捻等，古人还给一些动作取了名字，如转乾坤、燕归巢、斜插花、风摆荷、佛顶珠、旱地拾鱼、金佛推磨、双肩背月、拐子流星等。
【传承意义】
流行了数千年的蹴鞠的兴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变化、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跨越时间上的历史距离，消亡的古代蹴鞠又在兴盛的现代足球中获得新生。
2004年7月15日，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先生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上向世界正式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山东淄博被正式确认为世界足球起源地。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布拉特再次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临淄是足球的故乡，不仅是你们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是所有喜欢足球、喜欢世界杯的人的自豪。”
2006年4月，作为德国世界杯的一部分，德国汉堡足球博物馆正式开馆，向观众展示丰富的足球历史文化，包括作为足球起源地的灿烂的中国蹴鞠文化。
【蹴鞠历史轶事】
第一个因踢球名垂史册的人
西汉时期的项处是第一个因足球而名垂史册的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处不听，仍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这也使得项处成为了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球迷”。
蹴鞠位置分工的形成
汉代蹴鞠是训练士兵的手段，制定了较为完备的体制。如专门设置了球场，规定为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两端各设六个对称的“鞠域”也称“鞠室”，各由一人把守。场地四周设有围墙。比赛分为两队，互有攻守，以踢进对方鞠室的次数决定胜负。
经过汉代的初步流行，唐宋时期蹴鞠活动达到高潮，甚至出现了按照场上位置分工的踢法。唐代蹴鞠已有多种方式，有比赛巅球次数的“打鞠”，有场地中间挂网、类似网式足球的“白打”，有多人参与拼抢的“跃鞠”，还有了设立球门的比赛，这种方式每队有一定人数和固定位置，规定队员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踢，不能移动。
史上第一份首发名单
南宋《武林旧事》曾列出了“筑球三十二人”竞赛时两队的名单与位置：“左军一十六人：球头张俊、跷球王怜、正挟朱选、头挟施泽、左竿网丁诠、右竿网张林、散立胡椿等；右军一十六人：球头李正、跷球朱珍、正挟朱选、副挟张宁、左竿网徐宾、右竿网王用、散立陈俊等”。这恐怕是历史上的第一份足球“首发名单”了。
第一个因踢球而当官的人
施耐庵的《水浒全传》中，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作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这要算是最早的著名球星之一了。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蹴”“鞠”二字的意思及读音】
蹴cù1）踢：～鞠（踢球） 2）踏：～踏。一～而就。鞠jū
二、2002世界杯中国足协主席是谁
布拉特
在国际足联的历任主席当中，布拉特资历最浅，但他为国际足联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再加上他是现任主席，而且是跨世纪的一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将继续担任该职务，所以也把他选入本书。
约瑟夫·布拉特1936年3月10日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大学毕业时没有获得什么学位，后来
经过进修在洛桑大学获得商业管理与经济学学士学位。1998年6月8日，在法国举行的国际足联第五十一届大会上被选举为主席，成了跨世纪的国际足联带头人。
布拉特始终面带微笑，再加上精通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是一个难得的交际人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笑口常开，在最艰难的谈判当中他也会熟练地运用语言天赋据理力争。他的笑脸经常是融化谈判坚冰的有力武器，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经过他的理解和处理都会妙手回春，迎刃而解。
布拉特的职业生涯始于瑞士，早期担任过一家旅游公司公关部主任，1964年起担任瑞士冰球协会秘书长。他的笑脸为他的公关活动帮了不少忙。由于他酷爱文字工作，后来当了体育记者，并办过私营企业，但时刻不忘体育。1972年和1976年担任著名的浪琴公司的公关部主任，参与了奥运会的许多工作，领略了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风光与风险，为进入国际足联做了心理上的准备。
1975年布拉特当选国际足联技术部主任，他对阿维兰热主席的许多足球理念非常赞同，全心全意地协助阿维兰热主席推广足球，使21岁以下和17岁以下青少年足球比赛纳入正轨，并开展了室内足球和女子足球赛事。这些赛事的成功举办扩大了国际足联的影响，壮大了国际足联的队伍，增加了经济实力，使足球运动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一运动。
1982年1月，布拉特当选为国际足联秘书长。他成了阿维兰热主席的左膀右臂，两人珠联璧合，把国际足联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1990年他又被任命为国际足联的首席执行官，当起了国际足联的二管家。
布拉特到国际足联工作后，国际足联成功举办了5届世界杯赛，一届比一届壮观。同时，他与阿维兰热主席一起在与电视机构的谈判和促销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电视参与足球比赛对足球的推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足球比赛迅速商业化，是国际足联20年多年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布拉特始终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为足球的推广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近20年的工作使他熟知国际足联的方方面面，他能够敏锐地觉察到足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熟练地利用足球外交艺术化解所面临的挑战。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些能力，他还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选为委员，成了两大国际体育组织的主要官员。
上任以来，布拉特积极推动各大洲足球协会通信网络的建设，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使足球决策更加科学化。他的目标不仅包括发展男子足球，还有女子足球，并下决心使足球裁判职业化--初步计划是由国际足联和各洲足球协会培养和保留一批高素质的裁判，以便维护比赛的公正性。布拉特最擅长外交，他能面带微笑化解十分棘手的问题。
布拉特与他的前任阿维兰热一样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足球发展。他认为，在贫穷的国家，足球能够激发人们战胜困难摆脱贫穷的斗志，是社会进步的希望。他访问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倡导足球运动的发展，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从而为足球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
新的世纪，足球发展无疑将更加商业化，但布拉特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商业化是不够的，足球必须保留自身的特色，他发誓将维护足球人性的一面，让它贴近球迷，而不是惟利是图。世界杯的决赛权将牢牢地掌握在国际足联手里，因此首场比赛、半决赛、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和最后决赛都将免费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播放。
对于1998～2002年的任期，布拉特向执委会提交了一份含有11个要点的报告。其中最重要的几点是举办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与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尤其是国际奥委会一起讨论、制定足球未来发展的新纲要；还要制定世界杯电视转播权的分配原则，决定新的电视合同和销售合同收入如何使用等。
布拉特参加国际足联工作已经20多年了，期间参加世界杯比赛的球队已经不再局限于欧美足球发达的国家，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足球队也积极参加，并为取得决赛阶段的入场券而精心准备。比赛规则逐步完善，像不许守门员接本方队员的回传球，球被踢出边线后立即用场外的备用球替代等等，都增加了比赛的强度，提高了可观赏性。
当然这还不够，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也正是布拉特在努力工作的动力和原因。
2001年春天，由于世界杯的大赞助商ISL破产，布拉特受到了置疑，来自欧洲足联主席约翰松等人的批评差点将他掀翻。好在第三世界的国家支持他，使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足联会议上化险为夷，暂时度过了难关。
参考资料：
三、中国足球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足球的笑话有很多，刚刚过去的春晚，本山大叔还把中国足球拿去“忽悠”了一把！不过，有这样一则笑话想必令人记忆犹新———一位韩国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30年！韩国人哭了……一位日本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50年。日本人又哭了……一位中国球员也去问上帝：那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看了看中国球员，自己哭了……当然这些笑话只是中国球迷失望之余的一种发泄方式，情绪化色彩过浓。可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确让人看不到希望。至少现在是这样。
回顾中国足球近20年来“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辛酸血泪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足球并未从多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能从偶然的“成功”中收获经验。失利就炒教练、换球员、追责任，成功就盲目乐观、沾沾自喜、一俊遮百丑，中国足球的发展思路和实力水平一样，都处于“初级阶段”。
要想彻底破除中国足球近20年来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意暂时的成绩和眼前的得失，而要认认真真地从基础抓起，把中国足球打造成真正的“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耐心！
中国足球需要“休克”疗法
平心而论，与世界上的足球强国相比，中国足球的起点低，发展时间也不长，的确有着较大的差距。但要想取得好成绩，不切实际的凭空妄想不行，不尊重足球规律的冒险蛮干不行，不顾一切的“豪赌出线”，甚至将其与政绩挂钩更不行！中国足球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结合中国现实特色的足球发展之路。“未来20年不要向中国足球要成绩”的“休克”疗法，也许正是中国足球痛定思痛，医治顽疾的“良方”。
在目前的中国足球圈里，国字号球队的成绩成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最主要标准。为了国字号球队的比赛，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背离足球职业化的规律，一再牺牲二三线联赛和青少年足球建设，使得中国足球在失败的循环中往复进行。
如何增强足球青少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如何加强联赛建设？如何培养能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教练队伍？国字号球队应该如何组建和指挥？现有的足球发展经费该如何分配？中国足球如何更好地与世界足球强国交流？中国足球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风格？这些疑问都需要中国足球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深思并且找出答案。
现在，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都被“出线的重任”所掩盖。为了出线，球迷可以原谅足球管理机构在青少年培养上的一再拖延；为了出线，足协可以把绝大多数经费，用在“中国之队”没完没了的越洋拉练上。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意他们是否出线了，会怎样？国家队成绩上的休克，一定程度会换来各方面对中国足球整体发展的关注！
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认真地反思自身的风格和发展方向；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举措，为联赛和基础培育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中国足球更应有这样的耐性，安于承受基础建设过程中的寂寞！“从娃娃抓起”是足球发展的规律
把记忆的年轮拨回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伊朗足球队访华时亲临现场，并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观点。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足球却仍未品尝到青少年足球建设的成果！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高声疾呼要注重青少年足球建设；另一方面，国内的青少年足球建设却依旧少人问津，几近停滞。因此，中国足球要想真正拥有未来，将青少年足球建设落到实处才是关键一步！
在谈到国内青少年足球建设滞后的问题时，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曾在全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上坦承，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青少年足球发展思路与政策都出现了偏差。“而忽视和淡化了原有的以体委系统为主体、以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后备力量培养体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国家队主帅高丰文则认为，目前处在最基层的学校足球缺乏扶持，也使得足球人才的培养严重萎缩。而国内的足球俱乐部因为自身建设的不完善，目前还无法承担起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任务。
据记者了解，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问题上，中国足协和各地方体育局乃至一些俱乐部和教练，都在进行一些摸索和尝试。在今年初举行的中国足球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青少年球员培养的新方案：20岁以下的球员都回归地方体育局管理，可以参加全运会；恢复各省市的专业球队；重点扶持学校足球。对此，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表示：“地方有全运会任务，会比现在的俱乐部更加认真地培养青少年球员。我们要把足球重新放回到中国体育的整体计划中。”而徐根宝的“崇明足校”模式、山东的“鲁能足校”模式、申思、马明宇等昔日国脚进行的“教育足球”模式等，都在为中国足球的后备力量培养寻找着可行的途径……
不过，正如足坛名宿马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无论是哪一种培养方式，青少年足球建设关键是要落到实处。政府、体育部门、足球界、学校和全社会都要重视这项工作，要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项目，才能形成良好的足球氛围，最终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从头开始，落到实处，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足球而言，可谓金玉良言！
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个系列专题，在反思了一系列现象和问题后，我们的思维最终必须有一个落脚点。也就是说，从多个角度探讨了WHAT和WHY之后，现在必须要讨论的是HOW：下一步该怎么走？
最近两年，关于“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构想一次次被提及。在中国足球整体陷入冰河期的大背景下，这是唯一能让球迷有所期待的话题，虽然这个期待看上去也遥不可及。但是，中国足球现在并无底气申办，而且申办世界杯也并非拯救中国足球的良药，乐观预计，它也只能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一股巨大动力。
2008年是全世界的体育大年，更是中国百年难遇的体育大年，因为有北京奥运会。但奥运会之后呢？许多人都希望有全新的寄托，于是申办男足世界杯成了许多人的梦想。最近两三年中，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每次来中国，都会被问到有关申办世界杯的话题。瑞士人都会公开表态，他支持中国申办世界杯，并且相信中国能办好世界杯。
没有人会把布拉特的应景之辞当真，因为人们后来发现，布拉特每到一个国家，都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中国人仍然有申办的梦想，这个梦想也产生得理所当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体育发展水平、体育设施状况、社会发展需要，都应该也可以申办世界杯。亚洲已有日韩在2002年合办过世界杯，下次再回亚洲，最合适的也是中国。
连赞助商也这么想。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双料赞助商阿迪达斯公司的陶金，他就告诉记者：“奥运会办完，毫无疑问中国体育的下一个大赛就是世界杯。我认为，中国足球完全有必要考虑2022年或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工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来说，由创造和发明了古代足球运动的中国来承办一届世界杯，是一个很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的战略设计。”在经济腾飞的推动之下，很多城市在硬件设施方面具备了主办世界杯的全部条件；1991年和2007年，中国还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杯女足赛，这些让我们有申办世界杯的底气。
可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是，以中国足球的状况与水平，能支持它来申办世界杯吗？或者说，一地鸡毛的中国足球，有必要申办世界杯吗？
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过去两年一度跌到100名开外，最新的排名也才第83位。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从没有过如此弱小的东道主。而中国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则是3战皆败进0球失9球的难堪战绩，FIFA想必也不想制造一个史上最烂的东道主。而中国的联赛同样低迷，近两年虽然假球黑哨不再泛滥，但人气和水平仍然每况愈下。
因此，对中国足球来说，申办世界杯只能是一个美妙的远景计划，还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管是申办2022、2026或是2018，都只能想想而已。重要的是将自身的工作做好，足球水平和足球氛围得到提升，国家队和联赛齐头并进，这是申办世界杯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有圈内人士形象地说，“现在中国足球要做的，是要先把池塘修好，然后放进干净、高营养的水，再放进鱼苗。鱼儿在好的生存环境中，必然会健康成长。中国足球的问题根源，其实还是我们的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现在八匹马往八个方向乱撞的结局。如果要申办世界杯，我们必须要进行真正、彻底的足球改革，让职业联赛健康起来，让俱乐部的经营规范起来，让球员的生存土壤肥沃起来，让青少年球员更多地参与进来，然后我们有计划、有目标、分阶段地去进行规划和准备。也许4年之后，中国足球就可以真的挺直腰杆去申办世界杯了。”
不管是不是为了申办世界杯，中国足球都需要改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足球改革不可能自下而上，只能从顶层开始，甚至可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选对掌门人——一个专业内行、知识现代、管理科学的掌门人。
对于中国足协需要怎样的当家人，圈内早有认定，“首先，他要有点足球基础，至少清楚足球项目和其他项目同步发展的困难和不同。他不需要是真正的足球专业人士出身，但至少要懂得足球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其次，他要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最好是有在国外受教育的经历。这样可以帮助他认知足球在世界上的地位，清楚中国足球的差距，然后找准定位准确出击；第三，他必须懂得一些企业管理知识，知道如何把足球商业化经营当成企业管理。”
职业联赛的三任足协掌门人各有千秋，但都不算成功，也都没有得到好评。王俊生是专业出身，主抓竞赛和项目管理还算内行，但江湖习气过重，对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也稍有欠缺；阎世铎上任之前是总局法规司司长，领导任命他的目的性也比较明确，就是完善“没有规矩、管理混乱”的中国足球，可惜阎在任期间的很多政策和改革，被证明是瞎指挥、乱弹琴；谢亚龙上任有浓重的奥运背景，他本身转道足球也有明显运作的痕迹，事实证明，外行管理一个项目，无论你本身是否真正有能力有抱负，都很难找到中国足球问题的症结。再加上受奥运战略的掣肘，最终被圈内圈外排挤也成为事实，执政失败也成为必然。
2008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足球这个项目，本身不是奥运夺牌大户，甚至连奥运夺牌点都很难维持，从体委系统完全脱离实现社会化市场管理，不失为一种可能。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点——中国足协最重要的管理者由一个完全不懂足球项目的行政官员来承担。
下一步中国足球改革的第一步，首先任务应该就是选对掌门人。如果能够在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由圈内人士共同民主推举并选择真正的适合中国足协的管理者，这是最好的结果。可这种设想在现行的体育体制之下，实现起来有很大难度，而即使真的民主选择产生，如果没有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的真正放权，也很难实现足球项目的彻底职业化和真正改革。
选对掌门人只是第一步，中国足球的改革最根本的工作还是足协自身的职业化。中国足球要找到正路，足协改组在先，联赛改制则须紧随其后。足协的功能也当有所变化，联赛这一块应尽可能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职业联盟。
对于中国足协管理联赛能力低下的怀疑，从职业联赛最初一直持续至今。比如相关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处理问题情绪化严重，且方式和标准不一，管理联赛人治化痕迹浓厚等。而最受球迷和媒体诟病的，则是对“假赌黑”现象的无能为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足协的未来工作定位应是主抓青少年足球的普及与提高，协调并监管各级国字号球队的备战和组建；而在职业联赛的管理环节上，足协应该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未来可能成立的足球职业联盟。也就是说，足协需要从以前的管理者和主导者地位，逐渐转变成一个职业联赛服务、协调机构和监管部门。这种足球管理模式，是如今世界足球发展潮流中，最实用也是最流行的方式。
在经营方面，足协同样需要改革。职业联赛初期，足球产业的赞助市场相对混乱，商家投资也相对盲目，这时只要足协有专门的经营人员或招商机构，就能完成基础的招商工作。但职业联赛14年之后，赞助商对足球项目已缺乏信心，对足协主导的职业联赛发展也有了诸多怀疑，此时就必须有更为专业的经营团队和管理团队，来把持职业足球的发展方向。中国足协如果不想中国足球在自己手中被活活玩死，就一定要给职业联赛的主体——投资人和俱乐部以真正的话语权，让他们真正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掏钱做“公益事业”。
很多人在探讨“职业足球联盟”在中国建立的可能性。但即使这样的结构能建立，我们也需要真正的一些合作者和合作项目，光凭足协自身的运作能力，这个项目继续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实中中国足协的合作者是盈方、阿迪达斯和中超公司，国奥队主教练杜伊实际上也是中外合作的项目之一，盈方主要负责中国之队，阿迪达斯则是一个特殊的合作者，中超公司则是“足协主控”的一个经营职业联赛的公司，下属的合作伙伴还有耐克、金威啤酒、央视、搜狐体育等。仔细考量一下这些合作者，除了媒体合作伙伴、体育品牌及与足球相关消费品外，我们外延的合作者几乎是一个空白。
现在的中国足协，不只是联赛的经营不力，国家队的经营同样失败。从1993年选择IMG开始，后来的ISL，再到现状的盈方，除了IMG合作还不错之外，其他的合作都出现了问题。如果中国足协没有意识或者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及对待合作者的态度，下一次合作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像这次世界杯冲击失利，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咎为，足协抛弃了更能带来直接利益的亚足联开发公司，而选择盈方，这是足协“为钱所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并不是一定就要选择亚足联公司而放弃盈方，关键是这种谈判的方式很不职业。你掌握双方的低价去追逐最大利益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而伤了和气。在生意场上，一旦只剩下两个竞争对手，你最好坦诚布公地去沟通，而不能搞小动作，最后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像中国足协这种做生意的烂招，被揭穿后是可以被业内人士完全抛弃，甚至有人故意设局‘黑掉’的。无论是现实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让合作伙伴吃亏你却赚大便宜，这样的合作不可能长远。和盈方合作这件事，足协犯了好几个错误，第一是太看重钱，对既得利益看得过重；第二是谈判方式有些低劣；第三是抱错了大腿，就像娶媳妇，不要以为有钱家庭的闺女就好，她的性格、适应能力，还有是不是原意一起过日子，这些都比金钱更重要。”
“职业联赛14年，却造就了职业化程度最低的中国足协。俱乐部经营不好可以破产、转卖甚至倒闭，球员可以因为打假球被三停、挂牌甚至废掉，职业教练可以在一场比赛后立即下课；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以及这个机构里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却可以在职业联赛的熔炉中安坐如山！所以要想挽救中国足球，足协也必须完全走向市场，他们的职业化改革是必须要走的过程，否则职业联赛如何改变都没有用！足协工作人员办事能力拖沓、管理水平低、效率不高、官僚作风横行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机制之下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一位体委系统退休干部的一些话，一言击中要害。
足球改革当自上而下，上自中国足协，下就是职业联赛。中超联赛需要改革之处自是很多，难以赘述，但眼前很重要的一块是电视转播的困境。
从欧洲足球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电视直播的参与，职业足球很难获得经济效益上的突破，从而制约联赛整体水平的提高。在现阶段，依然只有电视这个工具，能够无限度地扩充一场足球比赛的传播价值和经济效益。而中超的电视转播一年比一年低，从足协到各俱乐部一直都认为是央视这个“特殊的电视台”，导致了他们电视直播版权费用的难以突破。可实际上，制约中超电视收入水准的，其实还是低水平的职业联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低水平的比赛使得电视转播不值钱，而电视转播费低廉更加制约联赛的发展。
2007年，天盛欧洲足球频道用5000万美元的天价，买断了英超在中国大陆的3年唯一直播权。英超降级的德比郡俱乐部，上赛季依然能够得到3400万英镑的电视转播费分成。而中超俱乐部呢？每年从中超公司那里获得的电视转播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07年，中超联赛共有2家全国性转播平台（东方卫视，CCTV-5）、12个省级转播台、12个市级转播台，累积收视人数达到1.44亿，为中超联赛以来最高，可俱乐部依然是不能从电视转播费里分得更多钱。原因很简单，中超的电视转播越来越贬值，有人敢花5000万美元买三年英超，却没有人愿意花1000万美元买三年中超。
事实上，中超虽有上述26家电视机构在参与转播，但真正付费给足协的，只有央视和上海文广。加上新媒体合作伙伴搜狐每年提供的150万元，中超电视版权总价值也就在3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值比英超最差俱乐部的电视分成都差得远。问题到底在哪里？当年央视死守联赛价格底线时，时任体育频道总监的马国力曾说，“第一，我不能为足球开一个大口子，中国体育有太多的项目要扶持；二，中国足球联赛的价值的确不高，说白了，这个赛事还不值钱。”
1995年1月1日成立的央视体育频道，当年因为直播足球联赛而品牌受益，加上央视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目前CCTV-5（现奥运频道）占据了整个体育赛事资源的80%以上。但在CCTV-5诸多节目和赛事直播中，中超的直播很多时候都排在10名以外，特别是在有姚明和易建联参赛的NBA赛事直播面前，中超联赛已经不再是央视体育资源中的宠儿。
2008年，全国有50家地方频道和10个付费体育频道（包括网站）在播出NBA，而实际上，足球最红火时应运而生的42个地方体育频道现在已经缩水到20家左右。以前的很多体育频道，已经在地方被生活频道、娱乐频道兼并或者挤压，但即使这样，还能出现50家地方频道直播NBA篮球赛事。而且在地方体育频道，篮球节目的收视率和经营情况都比足球好很多。辽宁体育频道每年要付给文广集团大约70万元的中超直播版权费，可在实际的营运中，辽宁台播出辽足一个赛季的中超，也挣不回这区区几十万元；但是直播辽宁男篮的CBA赛事则完全不同，不仅是赞助商踊跃，招商容易，其火爆的现场气氛和直播时的互动程度，都让中超直播难以望及。
此外，中国足球人士自身也不珍惜电视直播。欧洲很多俱乐部都会在赛季前搞一个球员的“媒体培训”，就是培训职业球员如何善待媒体和正确对待电视机构，特别是如何与电视媒体配合做好直播，这已经成为其必修课。欧洲足球直播时间跨度很长，经常是赛前一小时，赛后一小时，需要大量的球员、教练、工作人员、球迷的默契配合，可以说现代足球其实就是“电视足球”。可这种理念在中超完全没有市场。作为联赛的主播台，东方卫视曾在直播中超之初做了大量的工作，可很难得到球队和球员的支持。负责中超直播的刘勇说，“中国球员在直播时的电视概念太差，也非常情绪化，他们永远会认为自己是职业联赛的主体，高兴时陪媒体聊聊，不高兴时把直播话筒直接推开。赛事组织者也让我们很头疼，比如每晚19点30分的比赛，正常情况下19点25分必须出场，然后是升国旗、合影等仪式，电视机构则在这几分钟内要完成上字幕、出赞助商广告、嘉宾简单访谈等节目。但目前很多比赛都不准时，经常是19点28分才出场，咱们一点约束力没有。这种足球直播的状况，怎么可能让联赛的电视价值得到提升呢？”
这就是现实：如果电视台不能从直播中超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那么中超的电视版权费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而如果联赛质量依旧在低水平，混乱不堪中沉沦，职业足球在电视环节上的突破将是一种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