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国足教练是谁
中国国足的历任主教练如下：
第1任：李凤楼（北京），他是新中国第一届国家队的主教练。
第2任：约瑟夫（匈牙利），1954年，为了迅速提高足球水平，中国派队伍赴匈牙利学习，当时共有25名球员，包括张宏根、年维泗、陈成达、曾雪麟等名宿。中国队在匈牙利的教练是约瑟夫，他也是中国足球第一位外籍教练。
第3任：戴麟经（上海），1957年上任，率队参加了第六届世界杯预选赛，但首战即负于印尼队而遭淘汰。
第4任：陈成达（上海），1958年上任，一直到1962年，期间并没有大型赛事。
第5任：年维泗（河北抚宁），1963年上任。中国队参加了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足球比赛，这也是中国队第二次参加正式国际大赛。在比赛中，中国队胜马里队、平印尼队，获小组第一，但在1/4决赛中负于乌拉圭队，未能更进一步。
第6任：方纫秋（上海），1964年上任，当了一年主帅，期间没有大型赛事，后来又由年维泗接任。
第7任：年维泗（河北抚宁），1965年接任，一直到1976年。其中1974－1976年兼任领队，实际主教练的事务由任彬担当。1974年，亚足联在德黑兰举行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确认中国足球协会为该联合会正式成员，这是中国足球重返国际足坛的第一步。1974年，中国队参加了在伊朗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足球比赛，但小组未能出线。1976年，中国队参加了在伊朗举行的第六届亚洲杯赛，获第三名。
第8任：张宏根（上海），1977年接任，任期内无大型赛事。但在北京与美国宇宙队的一场比赛还是令人难忘。当时宇宙队群星云集，贝利、贝肯鲍尔、巴西队前队长阿尔贝托都随队来华，贝利踢进了一个美妙的任意球。中国队的进球队员是刘利福。
第9任：年维泗（河北抚宁），1978年再次接手，参加了当年的亚运会，在争夺第三名的决赛中以1:0击败伊拉克队，获得铜牌。
第10任：张宏根（上海），1979年再接任，任期内无大型赛事。
第11任：年维泗（河北抚宁），1980年再接任，但在当年的奥运会预选赛失利后辞职。随后他推荐苏永舜出任国家队主教练。
第12任：苏永舜（广东广州），1980年亚洲杯赛之前接手国家队，但小组赛中未能出线。1980年底，苏永舜带领中国队参加了第12届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最终功亏一篑。
第13任：张宏根（上海），1982年再次接手，参加了当年的亚运会。
第14任：曾雪麟（广东梅州），1983年接手，当年首先参加了第23届奥运会预选赛，但小组未能出线。1984年，国家队在新加坡夺得了亚洲杯亚军，后卫贾秀全获得金球和金鞋两个奖项。1985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队意外地以1:2负于中国香港，未能出线，由此引发了“5·19”事件，曾雪麟被迫辞职。
第15任：年维泗（河北抚宁），1985年在“5·19”事件后第五次接手国家队，参加了1986年亚运会。
第16任：高丰文（辽宁开原），1986年亚运会后，高丰文执掌中国队帅印，他带领的中国队闯进了第24届奥运会的足球决赛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参加世界级的国际赛事。1988年，中国队获得亚洲杯赛第四名。1989年，参加了第14届世界杯预选赛，在最后关头只差一步到罗马。1990年北京亚运会，高丰文率领的中国队在本土作战时意外输给泰国，这届国家队也到了尽头。
第17任：徐根宝（上海），1991年，中国足坛采取了一个新的举措，竞选产生国家队主教练，结果原国家二队主教练徐根宝在未遇到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当选，这时奥运会足球比赛的年龄开始限制在23岁以下，徐根宝因此一身兼任国家队和国奥队主教练。1991年底，徐根宝率国奥队赴吉隆坡参加奥运会预选赛亚洲六强战，结果泪洒吉隆坡，徐根宝在国家队主教练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参加完第12年的泰王杯之后就下了课。
第18任：施拉普纳（德国），1992年，中国从德国请来了施拉普纳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徐根宝出任他的助手。1992年，施拉普纳率中国队夺得第10届亚洲杯季军。然而1993年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都未能出线，之后中国足协任命戚务生为中国足球队执行教练，施拉普纳淡出中国足坛。
第19任：戚务生（山东威海），戚务生在1994年上任后，在当年的广岛亚运会足球比赛中获得亚军。1995年，中国队参加第26届奥运会预选赛，又未能出线。1996年12月，中国队参加了第11届亚洲杯赛，未能进入四强。1997年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十强赛又未能出线，之后戚务生下课。
第20任：霍顿（英国），戚务生下课之后，英国人霍顿在1998年接手中国队，1998年亚运会上获季军，但率领国奥队在悉尼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中失利，直接导致其下课。
第21任：米卢蒂诺维奇（前南斯拉夫），2000年接手国家队，之后在亚洲杯赛上获第四名。在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十强赛上率中国队出线，实现几代中国球迷的梦想，2002年带中国队征战韩日世界杯，在3战未进一球尽丢9球之后下课。
第22任：阿里·汉（荷兰），在2002年末担任中国队主教练，2004年率队在本土举办的亚洲杯赛中夺得亚军。但在2004年进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小组赛未能出线，之后被迫下课。
第23任：朱广沪（上海），在2005年3月正式担任国家队主帅。
第24任：福拉多（塞尔维亚，执行教练）、杜伊科维奇（塞尔维亚，主教练）。
第25任：高洪波（北京），2009年5月正式上任国家队主帅，带队期间打法特色十分鲜明；在国足参加的一系列热身赛中，表现惊人，逐渐获得球迷信任。并在亚洲杯预选赛中顺利出线。2009年6月1日，率队坐镇秦皇岛，最终国足以1:0击败死对头劲旅伊朗队，结束了14年在90分钟内逢伊不胜的尴尬纪录。2010年2月10日，率队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四届东亚足球锦标赛中，以3比0完胜韩国，终结了32年逢韩不胜的纪录，随后获得锦标赛冠军。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赛前的热身赛中1:0爆冷击败了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
第26任：卡马乔（西班牙），2011年8月世预赛前半个月，仓促间高洪波意外被卡马乔顶替。在卡马乔带队第一场比赛是2011年9月2日在昆明进行的2014年世界杯预选赛对新加坡的比赛，球队以2:1取得胜利，但是在接下来比赛中，以相同的0:1比分主客场被伊拉克绝杀，基本失去2014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强赛的参赛资格，尽管在2011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队以4:0的比分大胜新加坡队，但中国国家队还是彻底无缘2014年巴西世界杯。在2013年6月15日，中国国家队在合肥创纪录的1-5惨败给泰国青年队后，卡马乔离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时间已到倒计时阶段。2013年6月24日，中国足协正式确认与卡马乔达成终止合作共识。在卡马乔执教球队期间，A级比赛成绩仅仅取得6胜2平11负的战绩，也无缘参加2014年巴西世界杯。
第27任：阿兰·佩兰（法国），
二、中国足球的历史
足球运动，最早的起源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蹴鞠”或名“塌鞠”。最早的说法见《战国策·齐策》：“临富甚福而实...塌鞠”。最早的说法见《战国策·齐策》：“临富甚福而实...塌鞠”。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蹴鞠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几乎是万人空巷。而且蹴鞠成了宫廷的主要体育活动。汉高帝刘邦的父亲初入皇宫时，曾因没有球踢而一直闷闷不乐。后来刘邦特意为刘太公建造了“新丰宫”，于是太上皇就可以和家乡的人一起蹴鞠取乐。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汉武帝、汉成帝这样的“帝王球星”。另外，蹴鞠还成了军队训练的内容之一。
当前中国国内足球联赛及主要杯赛有：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CSL）
中国足球甲级联赛
中国足球乙级联赛
中国足协杯（2007年至2010年暂停举办，2011年恢复举办足协杯）
在1994年之前，中国国内的足球队均为专业队，大多数由各地足球协会管理，名称也以各省市的地名为主。此外，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下属于不同国有事业单位的行业体协，比如铁道部下属的火车头队、军队下属的八一队、武警部队的前卫队等。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的红山口召开了著名的“红山口会议”，将以职业化作为足球改革的突破口。职业化的主要动机是让各参赛球队脱离原有的政府行政体育机制，完全以商业化和市场化作为生存发展的手段。
红山口会议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足球俱乐部”，不过其中很多是并未完全脱离原地方体委的个体，比如北京国安、广州太阳神。直到1993年12月上海申花成立，中国才出现了完全脱离政府机制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而与此相反，诸如辽宁队、八一队等原专业体制下的老牌劲旅，则多年内始终无法真正脱离原有政府行政关系，最终面临降级甚至解散的困境。
1994年，第一届职业化的甲A联赛开始。
职业化的甲A联赛、甲B联赛一共进行了10年，2003年赛季结束后，改制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和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中超成立的目的是希望仿照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等欧洲先例，由各职业联赛俱乐部自主管理和运营赛事，逐渐脱离中国足协的管理。中国足协转而负责各级国家队比赛、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等任务，以及组织足协杯等其它赛事。
2013年6月15日，在合肥体育中心1:5惨败于泰国国奥，这场比赛再次将中国国足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多人表示不再相信中国足球，甚至有个别高校校队出面公开挑战国足，实在是很闹剧。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深化体育事业改革的号角再次吹响。
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也标志着体育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推动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新的切入口，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从“金牌体育”向“全民体育”的转变将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意见对于体育产业发展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深入。在继续强调简政放权、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推进职业体育改革等任务之外，还增加了“丰富市场供给、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型体育设施”等新要求，提出到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不仅对体育产业的总体发展指明了方向，还对足球、篮球、排球等普及性广、关注度高、市场空间大的集体项目以及冰雪运动给予特别关注。经过多年的积弱不振之后，中国足球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前景令人关注和期待。[2]
普拉蒂尼：中国足球必须依靠政府[3]
普拉蒂尼觉得，欧洲国家当中，法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处，政府扮演着更大的社会角色，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现象显著。“足球是最简单但是也最复杂的运动，足球的发展，需要牵涉到最广泛的社会资源，同样也需要最全面的社会支持。现在大家讨论德国西班牙以及美国的青训成功，为他们的国家足球带来的帮助，但是不同社会类型里，解决方案的组成都是十分复杂的，不可能有包治一切的万能药。中国足球的未来成功，决定权在中国政府手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很想知道普拉蒂尼在和中国足协的同行晚宴上，是否也探讨了这样的话题。那是一个封闭晚宴，中国足协不允许外人参与。普拉蒂尼说，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就和七十年代法国政府力推足球，随即出现著名的“盖兰选材法”相关。这些建议和经验，不知道在围绕APEC的喧嚣里，会否有人听到。
“必须要有政府的政治性支持，这是中国足球走出目前局面根本性的条件，”普拉蒂尼在论坛上说道。私下场合，他也多次强调自己的这种观点。“以中国的社会类型特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政府必须要在战略设定和具体执行上，强力推行足球的普及和发展，这样才能为中国足球长久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政要的喜好，必须转化成对足球发挥实际作用的执行方案，并且得到切实执行，才能够真正改变目前局面。”
普拉蒂尼如是说，和他自身经历有关。他和我分享过他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的法国足球革新。七十年代，法国足球同样不够成功，“当时法国政府的积极介入，改变了法国足球的整体架构。人们看到的只是克莱方丹国家训练基地，实际上，法国政府要求所有的上两级职业俱乐部，必须成立自己的青训中心，必须保证每年青少年足球培训的人数以及选材执行，否则就要吊销这些职业俱乐部的运营执照。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职业足球和青少年足球无关，但是在青少年足球发展遭遇挑战，而大量资金和社会资源又都在向职业足球集中时，职业足球一定得承担起很大一部分青训工作。这样的推动和监督，只有政府能做到。”
3月16日，备受瞩目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公布。作为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方案》指明了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三、国足的主场为什么不安排在北京
1.国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2004年亚洲杯时的比赛，是在鸟巢建成之前。从球迷观看比赛的视角来看，工体相较于后来的鸟巢，提供了更加出色的观赛体验。
2.多年来，国足在不同阶段的比赛，如40强赛、12强赛和热身赛，很少在北京举行。这背后有几个原因。首先，国足在北京的比赛似乎并不受到当地球迷的充分支持。
3.最后一次国足在北京的比赛是在2013年，当时的主教练是卡马乔。那场比赛在工体进行，国足输给了由三剑客领衔的荷兰队。秦升领到了红牌，范佩西罚入点球，斯内德全场表现出色。尽管国足输给了后来的世界杯亚军，但0-2的比分是可以接受的。
4.那场比赛几天后，国足在合肥输给了泰国队1-5，卡马乔随后下课。从那时起，六年间国足的比赛再也没有回到首都。
5.在与荷兰队的比赛中，尽管工体被视为国足的主场，但大量国内球迷身着荷兰队球衣，为客队加油的声势甚至超过了国足。这种现象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不正常的，自己的国家队在首都比赛，却得不到球迷的支持，确实令人遗憾。
6.当时，北京球迷对国安的关注远超过国足。一方面是因为对国安的归属感，另一方面是因为国足的成绩确实不佳。正如比赛结束后天空下起雨一样，国足的表现让北京球迷感到失望。
7.后期，国足的比赛没有安排在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开发没有顶级球队的球市，如长沙、西安、武汉等大城市。国足的比赛更多地放在了天河体育场，这也与恒大球员在国足队内的比例较高，便于集训有关。
8.因此，可以说天河体育场已经取代了工体，成为国足的新主场，这一点并非没有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