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中国足协不行
中国足球如今的地步，中国足协的责任难辞其究，没有系统和合理的备战计划，中超联赛需要合理进行，中国足协，需要合理性的改革。所以中国足球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希望这次失利是变革开始的导线，引爆中国足球的变革之路。其他如杜伊也有责任，临场指挥出现失误，球员也有责任，学艺不精。但追根赳底还是我们中国13亿人民的责任，因为中国人踢球的人太少了，现在足球在中国已经被篮球取代，篮球成为了中国的第一运动了，没办法，中国足球没有象姚明一样的球星。但我们要放眼未来，中国已经落后世界足球很大了，中国足球要发展,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日本人找到了巴西的技术型打法，因为日本球员身体条件没有优势，但脚下灵活。那么中国，我认为应该学德国，虽然德国的足球有衰退的迹象，但德国足球讲究的整体和意志是中国足球最缺少的，且德国足球的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不过身体很好，所以比较适合中国的球员。中国足球遭遇过无数次黑色3分钟，这充分暴露了中国球员意志力不强的特点，中国的足球打的显得毫无章法，说明中国的整体配合能力的低下，学习德国足球，可发挥出中国的优势。虽然其他足球强国的足球很豪华，很好看，很有观赏性，但有点华而不实，注重效率的德国人的足球更适合中国，找到正确的出路，中国足球才会发展。长期以来，中国职业联赛的技战术水平和足球界的整体素质没有什么提高，可以说是原地踏步甚至还不如计划体制下的“赛会制”，于是为了刺激市场，投资人不择手段打假球，贿赂裁判，用“激素法”强心，用以维持逐渐没落的足球市场，在功利主义的摸爬滚打下忽略了青少年足球的建设，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很多时候只是一句空谈，他们的功利思想，不会，也不可能为足球这个拖累企业的产业作长期的投资，青少年足球教练素质低下，任人唯亲，就更不要说他们更为孩子们灌输什么先进的足球意识和教导知识性极强的技战术理念了。一代又一代，不同的人重复走着前辈技术粗糙、能力底下、非合理身体接触对抗的老路，不论甲A还是中超，其联赛的含金量和欣赏性何从谈起？频繁的失误，缓慢的进攻，摔跤式的身体对抗，无聊的拖延比赛时间..这样的联赛水平，难道不是明日黄花蝶也愁？观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对于这种乏善可陈的联赛，没有必要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在上面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中国球员思想上的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患得患失，中国足球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腐败的根源决定了中国足球的失败，在国外球员是靠自身足球实力进国家队，而中国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国家队员甚至普通队员，需要付出决对的经济代价，让许多有足球梦的少年望而却步，也打碎了人们对足球的激情，天分被金钱和多种社会原因所掩埋，所谓球探在中国只是收学费的．中国的球员都是富家子第，这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二、大家都说中国足协不改革永远没戏***和足协改革有什么关系
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足球人才培养机制
都是谁家有钱谁就可以把孩子送去足校
足球只是富人的运动，穷孩子永远不能进入职业队
中国足协的收入不透明，人家足球发达国家的联赛最高领导者是职业大联盟，由各个俱乐部联合组织的，就像联合国一样，联赛所得利益都是分给各个俱乐部搞建设的。而中国的联赛最高领导者是足协，所得利益都归足协，俱乐部没有利益，谁还愿意为中国足球投资？而且中国足协的收入与资金使用都是不透明的，谁知道球迷的钱给他们他们都拿去干嘛了？
而且，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当然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没有哪个运动像足球这样商业化的。纵观世界足球强国，有哪个国家的足协是位于体育总局的领导之下的？只有中国。足协官员都是体育总局指派，而不是选举产生。体育总局的人哪里搞过足球啊？那都是外行！所以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畸形局面。足球对于体育总局来讲，只不过是等同于田径啊，跳水啊，击剑啊之类的一项运动。足球搞得累死人也只能得一面金牌，乒乓球啊，跳水啊得的金牌就多了。对于体育总局来讲，奥运会金牌数是衡量其政绩的唯一标准。谁会去重视足球啊？
总之，表面是球员和教练水平不行，导致这种问题的源头在于万恶的官僚主义。
竞技体育拒“行政足球”中国足球被体制所害
2008-06-08 16:51:16来源:网易体育作者：麦子网友评论 31条进入论坛主场0比1负于卡塔尔队，国足晋级十强赛希望渺茫。如今的中国足球不要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即便是想打入十强赛，同那些可能冲出亚洲的近邻们掰掰手腕的愿望都难以实现。究竟谁该为中国足球的没落埋单呢？
网易体育6月8日消息
2004年11月，中国队冲击06年德国世界杯被拒在亚洲八强赛比赛之外；2007年亚洲杯，中国队在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中小组赛便被淘汰；2008年6月7日，中国国家队更是在家门口输给了卡塔尔队，晋级2010年南非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的比赛希望变得十分渺茫。中国足球怎么了？为什么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足球却逐步没落？而有有谁来为中国足球的没落埋单呢？
如今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多如牛毛，比如拉度二人共同执掌国足、比如国家队和国奥队面临双线作战、又如杜伊科维奇在临场指挥和派兵布阵方面屡出怪招，其实这些都是表象。归根结底，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才是导致中国足球没落的根源。
中国足球被体制所害
如今，中国足球的水平，无论是技战术还是球员的职业素养，在亚洲范围内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二流水平，而原本令对手羡慕的身体素质在缺乏了足球意识的时候，看上去更像是犯规工具。2004年，中国足协将甲A联赛该为中超联赛，可以说足协领导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们想借鉴英超的体制来壮大自己的联赛。不过，我们仅仅更换了一个名，而内容却毫无本质区别。英超联赛是纯商业性质的联赛，而中国联赛却掺有很多的政府行为。
回想一下，最近几年的中国足球，在中国足协注册的球员数量呈现递减的趋势，足球从业人员的数量也在下降。诚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过在中国从事职业足球的人口太少，所以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而前几年，联赛在取消升降机之后，无论从精彩程度还是对抗的激烈程度上来看，都呈现出了退步的局面。联赛质量才是一个国家足球水平提高的根本，联赛中缺少竞争，球员们的水平没有充分挖掘，而且潜规则无处不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日益恶劣，这都是中国足球走向没落的祸根。
杜伊不该成为替罪羊
中国队在自己的主场0比1负于卡塔尔队，而杜伊安排的首发阵容，以及在比分落后情况下做出的换人调整饱受非议，也成为了舆论口诛笔伐的焦点。孙继海、韩鹏、杜震宇坐在替补席，周海滨更是连18人大名单都没有进入。什么原因导致杜伊如此用人？孙继海的体能真的不足以坚持半场比赛么？在这样一种国际大赛中，周海滨不如黄博文？事到如今再讨论这些问题已经毫无意义。中卡之战中，当比分落后的时候，杜伊科维奇一脸无助，沉默的塞尔维亚人只是用手托着下巴，这不是我们熟悉的杜伊。其实我们该体谅他，作为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在安排首发阵容的时候并不是他一个人说的算，也不像是玩冠军足球经理游戏那么简单。
朱广沪可以带领深圳队获得中超元年联赛冠军，但是他执教中国国家队时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杜伊科维奇带领加纳队征战德国世界杯打出的血性令人至今难忘；这都说明这些教练不是没有水平，而是他们在坐上中国国家队的帅位之后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此刻回想起，97年国足兵败金州时，戚务生的“我之负我该负的责任！”这句话则显得意味深长。从戚务生到霍顿，再到阿里汉、朱广沪、福拉多，这些教练都是十分“听话”，但这些“好孩子”却最终没能取得好成绩，倒是个性张扬又鬼心眼十足的米卢率领中国队进入了世界杯。因此，我们不该责怪杜伊，我们在看着这位塞尔维亚老人逐步变成中国“行政足球”的牺牲品的时候，我们的眼里也只有悲凉。
竞技体育比奥运夺金更难
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这些运动项目和足球有着根本的区别。足球是竞技体育，而前者却是职业体育，那些运动项目将队员们搞封闭集中、海外拉练，效果十分明显。而足球却不是依靠长期封闭训练，或者通过海外拉练就能将水平提高，这也是职业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差别。奥运夺金是举国体制，培养一个金牌运动员难，但毕竟是个人项目，其中没有太多的复杂的门道。而足球却是集体项目，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若想提高，同本国的联赛水平有着直接关系。放眼日韩联赛的火爆，再看看中超联赛的惨淡，相信许多球迷都会从中得到中国足球没落的根源。
(本文来源：网易体育作者：麦子)
三、急求一篇关于足球职业改革背景的文章
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离不开中国体育大背景，而中国体育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背景，不说原罪，但中国足球的原问题，在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
1952年夏天，新中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中国接到紧急通知也仓猝组队，因为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中国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中国人深受震憾，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反华势力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中国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毛主席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毛主席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足球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叫“某教练”证明你是外行。中国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中国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中国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中国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于中国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跟随“体育大部队”却最终成为掉队者。
贺龙元帅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中国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提及，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市场运作。
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多年后中国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中国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体育总局内部的保守领导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您行吗。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中国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中国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民的骄傲感。“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北体大教授易建东总结得很好，其实到现在，中国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北京奥运成为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
“足九篇”的开始我只是想追溯一下中国足球的“来历”：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对于“足球”并不是为了建立足球机制，而是为跟随“体育大部队”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会想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制订属于符合它本身规律的长期计划，它只是大部队中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兄弟而已，但人们对它独特的性格、方法、命运，毫无察觉。
关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以后再说，我的“足九篇”里主要从中国足球的来历开始，再从这个来历进入到讨论为什么它五十六年来一塌胡涂，它只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小跟班了，这也是我常说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当然，中国足球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关于这个被称为足球“遵义会议”奠定的市场基础、职业赛制、人气提升等积极意义不用细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实不是职业足球或市场本身的觉悟，而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准行政命令。当时正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大力发展市场改革的时机，“红山口会议”有李铁映这么高规格的领导人物亲自参加会议但并没有真正市场高手参加，这本身说明问题，王俊生能够迅速打开职业联赛局面并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提及，当时伍绍祖、袁伟民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顶住了国家体委内部反对的声音，王俊生说，当时他有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彻夜难眠。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国家体本身需要的，是在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下进行的，中国足球只不过从当初体育部队中的小兄弟充当一回急先锋，官方名字叫“试验田”。所以当政治经济出现敏感变化或者相关领导人物退下来时，它就可能从“试验品”成为“牺牲品”。
有一种悲哀是好多足球专业人士还在怀念“红山口”，红山口是个给中国足球带来职业气息的会议，可它远远不是足球在中国自觉的革命，和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迅速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国家体委”没有实质性区别，它唯一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足球尝试了职业联赛这一深受市场考验的赛制。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概念，自上而下”保证了每一次改革的迅速性和决断力，但当问题“自上而下”出现时，整个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农先生的博文证明了一件事，“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事件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97年才是中国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97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中国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也证实了郎效农在博文中回忆的片段。
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到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让我们来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中国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79年整整21年间，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中国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邓小平推动了中国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国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97年后，中国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中国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计划”里，这是因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做出这种人事任命。
1997年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它对历史的意义比1992年还重要，王俊生挣扎到1999终于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后就定下了，王俊生屡屡回忆他1995年那次因车祸在昆明撞断胳膊耽搁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还有后一年许放的逝世导致好多想法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偶然的事情，他俩没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然后就开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细血管，必然就是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这样的性质从人们怀念的“红山口”若干文件里可以发现，虽然文件里也有很多市场、普及的纲领性条款，但那些是应景的虚词，王俊生也必须承认——当时中国足球想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刺激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欧洲同步的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的出线来制订的。
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在召开同类会议，但它的核心精神却不是名次和出线，而是职业体系的建立，至于打进世界杯虽然也进入条款，但那属于自然产物。
所以我的观点是：红山口不应该被当成中国足球的职业起点，它一开始就打上行政的烙印，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是“洋务运动”，所以最后始乱终弃，对比更足球化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从而形成两国足球十五年以上的差距，所以当1997年职业联赛已红火搞了四年依然没能进入世界杯后，中国体育界高层首先退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密折子严令王俊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必然，这和当年老佛爷密令停止洋务运动是一回事。
中国足球的原问题是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之后，并未进入真正职业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击、举重等运动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成为宠儿，这成为一种错误的鼓励，反衬出已经职业化但成绩糟糕的足球的不堪，无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话题，只有阎世铎的《忠诚无悔》和谢亚龙的《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两本著作其实都是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维护。
袁伟民先生是中国计划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中国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邓小平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中国就出大问题了，而中国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白岩松说得耐人寻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我以为这是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当日本足球在“明治维新”时，我们在“洋务运动”，所以不要再美化“红山口”了，如果让我通俗地比喻就是，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中国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中国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所以我并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农先生之前一篇博文（也许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郎效农主体观点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对中国足协工作的干扰，中国足协只是小媳妇养的，建议实行协会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转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足管中心”还是“中国足协”，而在于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整个中国体育都有一个原问题，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国足协”，那么新的“中国足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国情下成为“权力更大的，唯一的，换汤不换药的，不受节制的，新一个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这样叙述会不会引起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职业体育理念和体育民主化无法得以保证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换以所谓“协会制”只是小媳妇熬成“婆婆”而已，只是从“官本位”变成“权本位”而已，具体的疑问是——协会的主席还是那些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协官员吗？或者从地方足球界选举贤达比如说迟尚斌？职业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中超公司还是真正的“职业联盟”？实行“会员等额选举”就能选出真正懂得市场的足协主席吗？
在没有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产权问题”，不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现象实现市场运作，不形成权力对抗和限制，真正还足球于民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出路，摆脱总局领导是中国足协的任务，但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否则，怎么解释臭名昭著的“渝沈悬案”“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区”这些和国家体育总局并无实质关系的巨大丑闻和职业足球的蛀虫？中国足协，在我眼中，中国足协从来都是一个足球“小总局”，它本身就是“总局”，最多是个焦大，但焦大也是荣宁二府的奴才啊，是体制最忠实的一部份。
毫不否认郎效农先生有益的部份，前足协官员说到这一步值得尊重，但我想说的是——足管中心从来只是帮凶而不是原问题，中国足球应该脱离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更大的体育泛政治理念而不是小小的“足管中心”，要抛弃的是中国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和行政领导，而不是靠“各会员的等额选举”（他们都是地方行政领导和地方“举省体制”）。
我想我已把这50多年来中国体育有益和无益的简史说得够清楚了，结论是：中国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独立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此处只说客观事实，无诋毁中国国球和国跳的意思）……
这一篇过多叙述历史情非得已，因为必须从它的来历说清楚才能展开它的丑陋，中国足球必然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是它的命，它从出生那天就打下政治经济附属的基因条码，是向上层建筑谄媚的另类样板戏，这有点像当年的大寨，大邱庄，或更早的蹴鞠，它们天天在种庄稼或踢球，但它们不是农业革命或足球改革，个中微妙，不容细述了。
下一篇：中国足球，行政不可控资源。
PS：看到有些朋友跟我留言，大意是“你他妈不是说过不写中国足球了吗，怎么又写了，言而无信的小人，你要是不写中国足球到哪里去挣钱，我担心你一定会饿死的，你是靠中国足球出名的，现在又来骂中国足球，真是一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的回复：一、朋友您怎么这么着急着让我不写中国足球，比谢亚龙还着急，我在奥运会男足失利后说的原话是：不写中国足球了，但为了不让中国足球那些孙子们太轻松，走的时候一定会写点东西的，也许九篇，也许十篇。“写九篇总结再走”，你去看看百度或我的博客原话吧。我想这是一个评论过十八年中国足球的人责任或惯性，您千万别急着，我一定会离开中国足球的，就像人们一定不会再喝三鹿奶粉一样，不过在不喝之前，您总得让我们来评说它几句吧，这么急哧白咧，不是那个网络上的谢亚龙儿子，就是三鹿家亲戚。
其实，对于我和中国足球的关系我想得很明白，我不走，你们会想我死的，我走后，您们会想死我的。
二、您能不能换个思路——不是李大眼靠中国足球出名，而是中国足球耽搁了李大眼一十八年，兴许我当年干点别的比干中国足球出名更早呢，之于我足球之外的文字写得怎么样，您最好点进我博客看看，或者买本我的评论集，小说，散文集，突然想起，你说过的这话我的朋友徐涛日前也说过，他说：“你不就是文笔在足球界里算好一点的吗，但随便找个北大中文第的学生也比你写的文字好”，当时我笑了，我想，除北大中文系之外的所有学生们也笑了，徐涛是我的朋友，但这话真的反映出他是前中国国家足球队守门员教练。求您了，找北大学生不过瘾，赶紧找个北大中文系教授跟我PK现代汉语写作吧，还有那30个作协主席。
三、我不写中国足球会饿死，瞧出您真怕我饿死了，是联合国粮食救济委员会派来的吗。汇报一下，足球报给我的年薪差不多税后十四万左右，我很满足，但这是足球报给我的恩惠不是足球给我的，另外给你说个我在足球之外的数字，李寻欢去一年给我四十万书稿费您信么？卖成电视剧再挣三十万你信么？李寻欢今年为了出版我最新的两本集子答应又涨价了，每个字给我三元人民币，这两本集子差不多有二十五万字左右，总共收入就是……您信吗？
您这时一定很生气吧，千万别气着。因为，我已向灾区捐了二十万了。还不算平时其它捐赠款项。
